托尼·朱特｜以色列：一个没有成长的国家

一个已经有58年历史的国家，应该像一个58岁的成年人一样成熟。在有了近60年的经历之后，不论好歹，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是谁，我们做过什么，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丝毫不用加以避讳。不论多么不情愿和不想公之于众，我们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尽管，偶尔我们依旧会对自己和我们的前途存有幻想，但是我们还是会足够明智地认识到，这些归根到底还是幻想。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但是，以色列（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十分特殊的）依旧不成熟，这令人十分不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以及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没有给它带来政治智慧，而这本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在外界看来，以色列的表现，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执着于对自身独特性的脆弱自信；认定没有人能“理解”它，所有人都与它“作对”；带着受伤的自尊心，易怒却又很快作罢。像很多青春期的少年一样，以色列相信——并且咄咄逼人地反复宣称——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它的行为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它能够万古流芳。这个没能得到成长的国家直到近期依旧被40年前活跃于政坛的那一代人所掌控：如果以色列也有里普·范温克尔，比方说，他如果在1967年陷入沉睡，并在2006年醒来，他会惊讶地发现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阿里埃勒·沙龙将军依旧掌控者国家事务，尽管后者只是精神上的领袖。
但是，以色列读者会告诉你，这是外界的偏见。这个在外国人看来任性、刚愎自用的国家——不理会自己的国际责任，且对世界的看法漠不关心——只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做着自己往常所做的事情：在世界上荒凉的一隅捍卫自己的利益。一个强敌环伺的以色列为什么要去认可外界的这种批评，更不要说对它做出反应？“他们”，这些非犹太人、穆斯林和左翼分子，都有自己讨厌以色列的理由。“他们”，欧洲人、阿拉伯人和法西斯分子，总是针对以色列大加批评。“他们”永远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从未改变。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要改变？
但是“他们”变了。而我在这里正是要谈一谈这种改变——实际上这种改变在以色列国内被忽略了。1967年之前的以色列可能是势单力薄、四面楚歌的，当时它并不是让人厌恶的国家：在西方肯定不被讨厌。苏东集团的共产主义国家从官方层面来讲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以色列受到了其他人的善待，其中也包括非共产党的左派。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头20年，“基布兹”及其成员所具有的浪漫主义形象在外国广受欢迎。以色列的大多数“粉丝”（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对1948年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遭难知之甚少。从这个犹太国家身上，他们更愿意看到19世纪农业社会主义式的田园生活，或是“将沙漠变得繁荣”的现代化力量的典型。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1967年春天，在六日战争爆发前数周，剑桥大学的学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境遇和1956年灾难性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以色列同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勾结。在政治和决策圈里，只有守旧的保守派阿拉伯问题专家才会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甚至于在传统上持反犹立场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也相对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在1967年那场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绪依旧没有改变。为恐怖袭击而举行的联合训练营和项目反映出60年代以后的极端组织和民族主义运动支持巴勒斯坦的热忱，但国际社会在教育和媒体中对大屠杀的承认对这种热忱起到了抑制作用：以色列从欧洲人对死难的犹太人的重新纪念中所获得的收益，弥补了它因为占领阿拉伯人土地而造成负面形象带来的损失。就算是以色列开始修建非法定居点，或者入侵黎巴嫩——它们强化了对批评以色列的论据——都无法转变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青睐”。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人对“约旦河西岸”只有模糊的印象，也不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那些在国际论坛上阐述巴勒斯坦问题的人也承认，这些基本没人倾听。以色列依旧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回顾过往，我们可以看到，1967年6月以色列的胜利以及它随即对所占领土地的侵略成了这个国家的灾难：一场道义和政治上的灾难。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作所为放大并暴露这个国家的短板，并被置于全世界人民的眼皮之下。宵禁、检查点、推土机、公开的羞辱行径、摧毁家园、攫取土地、枪击、“定点清除”、隔离墙：所有这些日常的占领和压迫行为，一度只有少数的专家和活动分子才了解。现在，拥有电脑和卫星信号接收器的人们都能及时地看到这些行径，这意味着以色列的行为每天都受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监督。这导致了世界舆论对以色列看法的彻底改变。直到最近，在国际舆论中，以色列依旧是以一个光辉的、由幸存者和先驱者们以及热闹和平的民主人士所建立的先进社会的形象出现。但是今天呢？在世界各大报纸的社论和政治漫画中，以色列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的？是装饰在坦克上的大卫星。
今天只有少数外国人还把以色列当作受害者。现在，巴勒斯坦人才是公认的真正受害者。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已经代替以色列人成为受迫害的少数群体的代表：易受伤害、遭到侮辱，并且没有自己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变化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境况并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就像这种舆论上的优势也没有帮上以色列多少忙一样）；然而以色列的形象从此永远地改变了。以色列被比作殖民者，更有甚者被与南非的种族主义法律及班图斯坦制度相提并论，而且这些类比已经司空见惯。这样一来，甚至当以色列的公民遭遇不幸时，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同情：如在南非的同种族隔离时期偶尔遭到杀害的白人，或是被当地起义者砍杀的英国殖民者一样，在外国人的眼里，死难的以色列人并不会被当作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是会被作为其政府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在道义方面，这样的类比对以色列来说是十分有害的。以色列曾经强有力的一套说辞因此遭到了严重打击：以色列曾宣称自己是“专制主义和残酷暴力之海”上一座脆弱的民主与正派之岛，是被“压迫的沙漠”所包围的一片权利与自由的绿洲。但是民主人士不会将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那些无助的人们围在班图斯坦之中；崇尚自由的人不会无视国际法，抢占别人的家园。“我们很强大”/“我们很脆弱”，“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需要特殊的待遇”，这些相互矛盾的自述在以色列早已有之：从建国伊始，它们就成为以色列特殊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以色列对其孤立和独特性的一再强调，以及有关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英雄的说法，在大卫大战歌利亚的故事中就已出现了。
但是今天，以色列对自己受害者身份的叙述让世界都觉得十分诧异：这反映了一种集体认知上的紊乱——这种紊乱支配着以色列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的受迫害妄想症——“所有人都想害我们”—再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在最近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听到一位发言者套用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话——苏联就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将以色列描述成“拥有核武器的塞尔维亚（Serbia）”。
以色列罕有变化，但是这个世界，如我所说的那样，已经变了。不管以色列怎样描述自己，外国人都不会再买它的账了。甚至大屠杀也无法让人们原谅以色列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坦然承认了它们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25年前情况还并非如此。在以色列看来，这已经带来了矛盾的影响：直到“冷战”结束，以色列依旧可以利用德国和其他欧洲人的错误大做文章，还可以对欧洲人没有全然承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过而加以利用。今天，“二战”的历史已经从公众讨论的话题变成了教室里教授的内容，随即又变成了历史书中的内容，欧洲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选民（主要是年轻的选民）难以理解，时过境迁，为什么上一次欧洲大战带来的灾难能够在另一片土地上成为允许和宽恕那些不可接受的行为的理由。在世界人民的眼中，一名以色列士兵的曾祖母死于特雷布林卡并不能成为他凌辱等待通过检查站的巴勒斯坦妇女的理由。“不忘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回应。
总之，在这个世界看来，以色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很不正常。以色列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别人才是受害者。以色列很强大（非常强大），它的作为让其他人变得十分脆弱。没有了其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们开始老调重弹：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这就是人们批评它的原因。对批评以色列就是反犹太主义，这种指控在以色列和美国都被看作以色列的一张王牌。如今这种论调更加显著也更加咄咄逼人，这是因为以色列手中只剩下这一张牌可用了。
以反犹太主义污蔑来自国外的批评扎根于以色列的政治本能之中：阿里埃勒·沙龙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一招，而他只不过是一系列对此大做文章的以色列领导人中最晚近的一位。大卫·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同样如此。对于他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海外的犹太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担心会被当作“害群之马”，他们不敢对以色列进行批评；而这反过头来促使人们将他们看作是以色列恶劣行为事实上的同伙。当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违反国际法，当以色列公开羞辱他们所占的土地上原本的主人——但是它还以反犹太主义的罪名申斥批评者们——它好像在向人们表明，这些并非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而是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对阿拉伯人土地的占领并不是来自以色列，而是来自犹太人；如果你不喜欢这些，那是因为你不喜欢犹太人。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正处于自我实现的危险之中：以色列鲁莽的行为和坚持将对它的批评视作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成为西欧和很多亚洲国家反犹太情绪蔓延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传统的推论不再适用—如果反犹情绪的确与对以色列的厌恶有关，那么头脑正常的人都应该争相为以色列辩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如今又回到了起点：对于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以色列实际上是所有犹太人的国家。因此，很多观察家相信，化解巴黎郊区或是雅加达（Jakarta）街头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的一种做法就是由以色列归还侵占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这也是相当合理的。
如果以色列的领导人忽略了这种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迄今还在指望着美国人无条件的支持——在美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等于反对犹太人的说法还能得到很多犹太人以及主流政客和大众媒体的认可。盲目地相信美国会无条件批准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道义、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对它而言可能是毁灭性的。
这是因为美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诚然，就在前些年，沙龙总理的顾问还能够欢庆他们成功地要求小布什总统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还没有美国议员会提议减少或停止对以色列每年30亿美元的援助（占到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20%），这些钱帮助以色列保障了国防预算，事实上为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埋了单。而且以色列和美国越来越陷入一种“共生关系”中，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行为和他们日益密切的联系都会加剧世界各国对它们的厌恶。
但是，以色列除了指望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它没有别的朋友，除了它的敌人的敌人（如印度）有条件的支持外。然而美国是一个大国，世界大国的利益总会超越它的庇护国和卫星国所关心的问题。最近，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写的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论文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和讨论，这对我而言意义重大。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资深学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尚未将其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指控发表在美国的主要刊物上（它出现在了《伦敦书评》上），这是真的；但是，重点在于10年前，他们不会——也许也不能——发表这样的东西。尽管后续的讨论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它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像约翰逊博士对女传教士所发表的评论一样，这虽然不完美，但是不管怎样它的出现已经让人十分惊讶了。
事实是，对伊拉克毁灭性的入侵及其产生的后果在美国引发了外交政策讨论中的大转变。对于从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的新保守干涉主义到像米尔斯海默那样顽固的现实主义者，所有杰出的思想者都很清楚，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它的道义形象也史无前例地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事业有违初衷，甚至变得荒谬不已。对美国来说，有很多修复工作要做，特别是要处理好美国同那些——从中东到东南亚——经济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群体和地区的关系。但是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依旧与一个同美国的长期关切没有关系的中东小国——用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论文中的话说，这个国家是一个战略负担：“在反恐战争和与流氓国家打交道的广泛努力中，它是一种负担”——的需求与利益绑定，那么它修复其对外形象和影响力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这篇文章可能预示着未来美国国内对它同以色列特殊关系的讨论方向。当然，这篇文章招致了潮水般的批评——同样如两位作者所预料的，他们被斥为反犹太主义（或者是使反犹太主义者得利：“客观上助长了反犹太主义”）。但是我发现，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严肃地对待这样的指控。这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滥用这样的辞藻，这意味着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也不再被严肃地对待了。对以色列来说，这样的消息更加不利。
与以色列保持距离的意愿不仅存在于外交政策专家之中。作为一名教师，近年来，我惊奇地感受到了学生们态度的巨大转变。其中一例就是，2005年，我在纽约大学教授一门关于20世纪欧洲的课程，并向美国的青年们讲述在欧洲人的记忆中西班牙内战的重要之处，以及为什么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欧洲人的道德观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提醒着人们那些失败的斗争，象征着一个充斥着自由主义和自由的时代中出现的压迫，它是一片令人们抵制其罪行和压迫的“羞耻之地”。我告诉我的学生，我想不出另一个国家能在当下的民主社会的公众意识中具有如此负面的形象。一位年轻的女士回答说，你错了，以色列呢？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班上的大多数学生（包括数量可观的犹太人）都对她的说法感到点头同意。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的年轻人会将这个国家与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相比较，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冲击，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我看来，当我们以后回顾1973年以来这段历史，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段充满了悲剧性幻想的时期：这段时间被以色列的奇怪想法所耗尽——无论它想做什么，想要什么，以色列都能够指望美国无条件的支持，且不会引发任何强烈反弹。这种盲目的傲慢集中体现在了2003年不幸的伊拉克战争——我认为，回过头来看，正是这场战争开始让美国疏远它的盟友以色列——爆发前夜西蒙·佩雷斯的讲话中：“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是必要的。”
从某种角度上将，以色列的未来是惨淡的。以色列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正处于其他帝国易受伤害的边缘位置：它对自己正当性过分地自信；顽固地无视自己的任意妄为最终可能引发核心帝国的愤怒并带来危险；也不顾自己没有结交任何朋友。的确，现代的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力——非常强大。但是除了制造更多敌人，强大的军力又能够带来什么？不过，现在的以色列仍有选择。因为这个国家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怨愤——今天人们对与以色列并没有什么期待——一种在政策上高屋建瓴的转变［撤销主要的定居点，无条件地与巴勒斯坦人开启谈判，向哈马斯（Hamas）摊牌以换取他们对以色列的认同和双方的停火］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但是这种对以色列战略的根本性的调整，需要他们对这个国家及其政治精英们大半辈子以来所秉持的说辞和幻想进行重新评估。这也需要以色列承认，它无法再利用国际社会对它的同情和纵容；美国不会一直提供支持；武器和隔离墙不能永远保护以色列，就像民主德国和白人统治下的非洲所展示的那样；殖民地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除非你愿意驱逐或灭绝本地居民。其他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夏尔·戴高乐认识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定居点（比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更久远，建设更精良）对法国来说是一个军事和道义上的灾难，随后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此做出反应，并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当戴高乐认识到这些，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时，他已经年近七十。以色列不能再等待了。建国已有58年，以色列是时候成熟起来了。
这篇文章是应以色列《国土报》之邀为有关以色列建国58周年的特别专刊所撰写的，发表于2006年5月。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引发了来自那些记者和博客写手——不愿意接受任何对以色列或者它的政策和实践的批评——如潮的抨击。绝大多数歇斯底里的回应来自美国，就如大多数时候一样，以色列人的回应——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都更为慎重。（来源：《重估价值》（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翻译：江燕楠、张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