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福｜百年来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发展、扎根，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早期海外穆斯林信奉的外来宗教，到被中国10个穆斯林民族所接受信仰，其间经历了不平凡的历史过程。同样，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也伴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为宗教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这一过程最早由非穆斯林学者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穆斯林在华的活动开始，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其中20世纪的100年，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00年。从这100年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来看，可分为前50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两个大的时期。但为了使人们比较系统的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历史，对20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作一简略的回顾与阐述，是有必要的。为此，本文所表达的内容主要为：一、20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研究；二、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三、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一、20世纪以前的研究

伊斯兰教自唐代由来华经商的国外穆斯林传进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外来的侨民人数少而且商人的流动性很大，在中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随着外来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定居和与中国妇女发生婚姻关系，他们独特的生活与习俗渐渐引起国人的留意，加之中国政府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接触，个别中国人因特殊的原因到阿拉伯国家后回国等原因，伊斯兰教在中国人笔下开始有了记载。唐代杜环的游记体古籍《经行记》中，有记载关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社会情况的内容。他的这本游记，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的文献。书中的内容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的《萍洲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责、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穆斯林侨民的活动。南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下“志物”中记载有大食穆斯林在江淅一带的商业活动。南宋人岳珂的《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郑所南的《心史》中也有关于伊斯兰教的记载。但这些由中国人所写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也有较大的差距，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瓦尔兹”（讲教义），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把每天五次招唤穆斯林做礼拜时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岳珂也把清真寺视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这种以惊异的目光和陌生的感受记载伊斯兰教的内容，虽符合当时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和认识水平，但描述是表面的、含混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自然不能称其为研究成果。

自唐至元代，国外的一些旅行家在中国游历之后，写出了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基本状况的著述。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880年最终撰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又名《苏莱曼游记》）中，多处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情况。书中记述了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不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州，还授予了他们自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广州及其它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等内容。这部著作是外国旅行家最早涉及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中的不足，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更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尤为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非修行者的年逾200岁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苏非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1271年沿丝绸之路历时3年半来到中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并生活17年，直到1292年才离开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叫《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穆斯林的活动与状况多有记述，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生活与宗教情况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中鲜有对这一地区穆斯林记载的不足。

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当时所撰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这些碑文中对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和教义、尊行的理解，可以说和伊斯兰教的本意，已无大的差异。如元至正八年（1348）所撰的定州（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寺记》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是：“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穆斯林信奉的“安拉”是“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像则类物，殆亦渎矣”；对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天命”，也有真实的描述：“拜天之礼，一日五行；斋戒之事，每岁一举”；进而对中国穆斯林礼拜时的朝向也作了精确的说明：“中国居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咸西向焉”。至正十年（1350）撰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对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阐述更为翔实：“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些碑文的记载证明，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越唐宋时期。从研究角度引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已开始把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联系，定州清真寺碑文中已有伊斯兰教与儒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的记载，同时代的其它碑文中也有所反映。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广为传播，清真寺也不断在各地建立，与中国社会的交融在逐渐加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已有了新的提高，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开始向新的阶段迈进。

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一些曾去过海外的中国人著述中，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星的《星槎胜览》等，都对伊斯兰教和部分穆斯林国家有过详明而又符合事实的描述；明代清真寺的碑文中对伊斯兰教的反映更为深刻，而且普遍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泉州清净寺重修碑文中，概述了伊斯兰教的重要教义，清净寺兴建始末和该寺独特的建筑风格，并特别把伊斯兰教与儒佛两教作了比较说明之后，又指出了“教衰寺圯”的主客观原因。而自16世纪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使更多的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普遍的了解和认识。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一批回族学者“借儒文以阐经”，弘扬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的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全面启动。它不同于以前各个时期一般意义的介绍了解伊斯兰教，而是将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纳入中国人的认识范围之内，通过译、述、评，以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阐述伊斯兰教及其在中国的变化。

这一学术文化研究活动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主要是：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三部论述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哲学思想的著作。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包括了伊斯兰教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内容。其中卷八《教条八款》的内容，对研究当时中国的伊斯兰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智的著述中，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最具代表性。其中《天方典礼》涉及到伊斯兰教哲学、法律、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该书被收进清乾隆年间修的我国重要的类书《四库全书》的《总目》中。在官修的史书中，收进伊斯兰教的著作，是旷古未有的事情。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刘智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在当时社会上已形成相当的影响。张中的《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则是介绍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认主学理论及认主实践方法的译著。伍遵契的《归真要道译本》，主要阐述伊斯兰教哲学和伊斯兰修养问题，该书一直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本。

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之明末清初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马德新和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德新一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写成的著述多达30余种，内容涉猎极为广泛，举凡教义、教典、教律、宗教哲学、阿拉伯文法、天文、历史、地理等无不见于其著作中。其著述中以《四典要会》（即《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和阿拉伯文写成的《朝觐途记》更为后人所称道。马联元的著作多用阿拉伯文写成，主要是经堂教育用的教材，如《绥勒府》（字法学）、《穆希莫提》（教款捷要）等。他用汉文撰写的《辩理明证》一书，阐述了“真主独一”的观点，具有一定水平。

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和马联元的《亥听译解》，被公认为是《古兰经》在我国的最早汉文选译本之一。

清代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还散见于《兰州纪略》、《循化志》、《石峰堡纪略》、《平回纪略》等官方史书和各地的地方志书中。20世纪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明末清初以前除国外穆斯林旅行家的著作外，有关伊斯兰教的著述多为非穆斯林人士所撰，甚至宋元时期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作者也为教外人士。自明末清初开始，以回族穆斯林学者为主体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呈现高潮，并给后人留下一批精典之作，影响至今犹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并不大，也可以说是局部和周期性的，一般穆斯林群众无法看到这些伊斯兰教的成果，更无法对其作出评判。我们只能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的角度，重视和珍惜这批优秀的伊斯兰教文化研究遗产，并了解以往穆斯林社会的历史轨迹。

二、20世纪前50年的研究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各个方面呈现出新的景象。从学术文化团体的组建来看：1907年，由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发起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在其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中发表“回教之文明”等文章，开20世纪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之先河。1913年北平成立“清真学会”，1917年成立以“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的“清真学社”。1925年6月，哈德成等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宗旨中有“翻译学校，设立藏书室”，并发行会刊等学术研究内容。1928年，北平各大学回族同学联合组织“伊斯兰学友会”，会员遍布全国15个省的30多所大学和中学，是当时回族知识阶层研究本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的青年学术团体。1933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宣传所”，1934年太原成立“伊斯兰布道会”，都开展了宣传和研究伊斯兰教的活动。1938年，由白寿彝等人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员中包括了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一批回族学者，如纳忠、马坚、哈德成、庞士谦、马宗融等，积极开展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和译著活动，出版10余种伊斯兰文化丛书，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学术团体之一。

从1900年到1949年的50年间，在全国先后有100多个伊斯兰文化的团体组建，存在的时间虽长短不已，但在20世纪的前50年，这些团体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主要力量。

从创办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刊物看：从1908年创办《醒回篇》到1949年，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刊物创办多达100种以上，主要宗旨“皆以阐发教义，提倡教育，沟通文化，传达各地回民消息为主”。（参见《禹贡》）第5卷第11期）其中穆斯林教育问题的探讨始终是各个刊物的一条主线，并且不同程度的介绍了伊斯兰教文化和各地伊斯兰教的概况，收集了不少濒于散失的伊斯兰教史料，为开展伊斯兰教的研究，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些刊物中注重学术问题的主要有：1929年11月在北平创办的《月华》，1926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7年在天津创办的《伊光》月刊，1929年在昆明问世的《云南清真铎报》，1934年在北平创刊的《成师月刊》，1935年在南京创办的《突崛》，以及后来在武汉创刊的《回教文化》，在重庆创刊的《回民言论》，在上海创办的《绿旗》等。此外，在镇江、奉天、广州、香港、常德、泰安、河南开封、江苏六合、青海西宁等地也有伊斯兰文化的刊物创办。这些刊物分别传播于各地，究其影响来说，珠江流域首推《天方学理》，长江流域则为《突崛》、《晨熹》，黄河流域一带主要是《伊光》、《月华》、《成师月刊》、《伊斯兰青年》，东北地区为《醒时月刊》。其中《突崛》的学术性较强，而《月华》的发行最广，国内外最有影响，常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刊物进行交换。

为适应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研究，这一时期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出版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上海“中国回教经书局”、“伊斯兰文化供应社”、“穆民经书局”；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清真书报社”、“月华文化服务社”、“成达师范出版部”；桂林、重庆的“回教文化出版同志会”；成都“经书流通处”，云南“振兴社”等。都先后出版了大量的回民学校教材及伊斯兰教经籍译著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从研究成果看，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是多种汉文通译本问世：1929年12月铁铮译《可兰经》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1931年3月姬觉弥总纂的《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 出版，1932年2月回族学者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由北平中国回教促进会出版，1943年刘锦标的《可兰经附传》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1947年8月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出版。多种版本的汉文通译本《古兰经》的出版，使《古兰经》从宗教职业者的经屋走进更多的中国穆斯林家庭，对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更为广阔、深远的影响，并且为深层次探讨中国伊斯兰教问题，提供了权威性的根据。

其次，一批穆斯林学者研究伊斯兰教的译著和专著不断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纳忠的《伊斯兰教》，天津伊光报社出版王静斋的《伊斯兰教概论》，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自成的《历源真本》，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等。1935年以后，白寿彝先后出版《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天方典礼择要解》（校点）等著作；并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咸同滇变见闻录》、《回教先正事略》、《中国伊斯兰之发展》、《读桑原骘藏〈蒲寿康考〉札记》、《明清间中国回教学术运动》等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章，从而奠定了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带头人的地位。与白寿彝同时代的马坚、杨志玖、纳忠等回族学者也有不少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发表。

再次，一些著名的汉族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西域人华化考》，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等，当时在研究方法、深度等多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陈垣为代表的汉族学者，和以白寿彝为代表的回族学者，为推动当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而他们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有别于前人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使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符合时代进步发展的新阶段，比以往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开拓了客观的学术性很强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新领域。

三、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研究

1949年至1999年的50年，是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存在并发展的，因而对它的研究明显的有着时代的特征。194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一文，1950年12月2日“政务院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发布，195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朱德副主席接见中国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会议代表”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伊斯兰教及其各穆斯林民族的政策与历代统治阶级歧视伊斯兰教，压迫穆斯林民族的政策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新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在50年代出现发展的局面。马坚在这一时期有多篇成果发表，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历史教学》、《中国穆斯林》等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古兰经》的纂集和流传”、“穆罕默德的宝剑”、“伊斯兰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院哲学的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又古老又年轻的友谊”等文章。白寿彝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元明时（1280—1661年）几个阿林”，刊登在《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1期上。纳忠发表在《云南日报》1957年3月14日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林干发表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上的“伊斯兰教（回教）是怎样产生的?”，苏北海发表在《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上的“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马力克发表在《中国穆斯林》1957年第2期上的“中国穆斯林的人口问题”等文章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50年代，国内共发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约百余篇。

伊斯兰教译著的不断出版，是50年代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特点。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译《古兰经》上册，195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翻译的《回教真象》，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坚翻译的《伊斯兰教哲学史》；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裕菁译《蒲寿庚考》；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安礼译《天方诗经》；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纳忠译《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

50年代出版的研究回族问题的有关著述，如白寿彝著《回回民族底新生》和他主编的反映清代回民起义为主要内容的资料集《回民起义》（全四册），以他为首编写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马霄石著《西北回族革命简史》，林干著《清代回民起义》等书中，有关伊斯兰教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进入60年代，伊斯兰教的研究势头明显减弱，但在1965年以前，仍有一些成果问世。张杰在《民族团结》1962年第4期发表“在伊斯兰教中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62年2月，白寿彝赴巴基斯坦参加历史学年会，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是当时重要的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文章；马坚在1962年9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艺术给古代穆斯林的影响”；纪思、庄为玑、吴文良分别在《文物》1960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1964年第1期发表　　 “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泉州古迹研究之一”、“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等文章。

从60年代开始，文史资料和民族地区调查资料汇集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比较集中，而且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62年创刊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四辑中有“甘肃伊斯兰教的门宦”、“甘肃伊斯兰教新教派的产生”、“临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变迁”、“我国伊斯兰教中的哲赫忍耶门宦”等20余篇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同时期的《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有多篇伊斯兰教内容的文章。

60年代，在刊印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集中，也辑录了不少各地伊斯兰教的资料。如1963年印行的《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伊斯兰教在东乡的一般情况”一文；1964年印行的《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临夏、临潭）伊斯兰教情况”一文；1964年印行的《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中有“门源伊斯兰教的情况”一文。在全国穆斯林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集中，都有伊斯兰教的内容。

从1960年至1965年，全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伊斯兰教的论文和文章不足50篇。

1966年至1977年的1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及余波，伊斯兰教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停顿状态。只有昆明师范学院《教育革命》1975年第2期发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5年第2、3期、1976年第1期发表方思一的“伊斯兰教史话”（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两篇直接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文章，但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个时代局限的烙印。此外，从考古学和人物考证的角度，有四五篇与伊斯兰教有点关系的文章在《文物》等报刊上发表。

70年代末，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沉寂多年后，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复苏。1979年在昆明举行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出现突破性进展的一次主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西北五省区轮流主持召开具有全国规划模式的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同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工作座谈会，就会议的筹备和安排事宜进行了讨论，作了具体的布置，从此开始了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78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创办的《海交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朱红的“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上），志程的“‘蕃客墓’”及其有关问题浅谈”两篇文章；《新疆历史论集》中载有王治来的“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等文，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比较早的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章。这一年，由法国人昂里·马塞著，王怀德、周祯祥翻译的《伊斯兰教简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自50年代以后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伊斯兰教研究的译著。

1979年，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仍呈现上升趋势，国内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已达30多篇，其中谷苞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第9期发表“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黄心川在《新疆史学》创刊号上发表《沙俄侵略新疆与伊斯兰教”，金宜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集发表“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纳忠在《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特别是马寿千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9日发表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对人们了解伊斯兰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年，也有几部重要的伊斯兰教译著出版，如美国学者希提著《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国学者伯纳路易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黄心川、戴康生著《世界三大宗教》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有伊斯兰教的专门章节。

进入8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从1980年开始，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分别在银川（1980年）、兰州（1981年）、西宁（1982年）、西安（1983年）、乌鲁木齐（1986年）举行。5次会议有10多个民族成份的近600人（次）参加，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等达400篇（本）。从5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中国斯兰教研究的主要领域都有所涉及，如银川会议讨论了“18世纪以来我国的伊斯兰教问题”；兰州会议讨论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相互影响问题”、“伊斯兰教在西北的教派与门宦问题”、“清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与伊斯兰教在回族反清起义中的作用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思想潮以及经堂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西宁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如何为‘四化’和现实服务的问题”、“关于西北地区的教派、门宦及其渊源问题”、“关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地区性伊斯兰教的调查问题”；西安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与10个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的问题”、“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各派的兴起及其教义的问题”；乌鲁木齐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和“西北地区的苏非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此外，80年代重要的伊斯兰教学术会议还有：1981年7月举行的“中国宗教学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提交的有关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有17篇；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

这些学术会议的举行，为我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取得了空前的丰硕成果。在探讨伊斯兰教在我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和规律，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清真寺研究、穆斯林人物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重大理和实践问题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收获，其学术成就和影响，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注目。

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80年代出版的一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已具备一定的水平，有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影响。1981年、1983年和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勉维霖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3本专著。这3本书综合了两位作者多年来多学科综合调查所获得的珍贵的大量资料，系统阐述并分析了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与门宦及其支系的宗教教义渊源和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状，以及宗教修持和礼仪遵行方面的特征，比较全面的为我们展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西北地区首先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宗教组织——教派门宦的历史画卷。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伊斯兰教在中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等先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写了《什叶派》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比较系统阐述什叶派的著作。杨永昌的《漫谈清真寺》一书，是70年代末以来国内第一本研究清真寺的著作。《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则是对泉州等地伊斯兰教史实的专门研究。《西北伊斯兰教研究》（论集）辑录了80年代前期国内研究西北伊斯兰教问题较有代表性的20篇论著。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研究的译著出版较多。主要有前苏联叶·亚·利亚耶夫著《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德国卡尔·布曼克尔曼著《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前苏联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该节下卷用3个章节阐述了伊斯兰教的产生、8世纪下半期至15世纪的伊斯兰教及中世纪末和近代的伊斯兰教。美国托马斯·李普曼著《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比较集中的记述了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载录了14世纪中叶中国伊斯兰教的相关珍贵史料。马坚译白话文《古兰经》和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在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使伊斯兰教的研究有了最权威的资源。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纳忠等译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已出版）。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阿拉伯文学、伊斯兰音乐等方面也有译著出版。

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性资料的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其中《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年）》、《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最具水平。第一部资料集分上下册，八大类，100余万字，从1911至1949年期间的中文报刊和丛刊中，选编了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史某一方面有史料价值的各类文章197篇。这类文章由于历史的原因，常人很难寻找，且选编的门类比较齐全，所以对研究者作用很大。第二部资料集共7册，近200万字，对中国穆斯林最聚集的西北五省区1949年以前的民族宗教资料，采取文摘的形式选编，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如《甘肃分册》中，直接论述伊斯兰教问题的资料约有50篇，9万余字。

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宁夏社会科学》（含“宁夏社会科学通讯”）、《甘肃民族研究》、《阿拉伯世界》、《青海民院学报》、《新疆社会科学》等主要刊物及散见于全国其它社会科学研究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内外伊斯兰教研究的文章。

90年代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更具活力，成果更为丰硕。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不间断召开，显示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不断走向世界的新特点。1991年10月，“伊斯兰教与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会”在陕西西安举行，1994年2月“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福建泉州举行，1998年10月，“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宁夏银川举行。这三次会议上提交的伊斯兰教研究的文章共有80余篇，10余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国内伊斯兰教学术会议举办的地区范围越来越扩大。1990年9月，第二届“中国伊斯兰教史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同年10月，北京又召开了“全国伊斯兰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举行，1995年6月，“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学术会议在安徽马鞍山市举行，1996年10月，“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民间宗教文化团体——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自1994年以来，连续成功的举办了三届“伊斯兰文化研讨会”，共收到论文、资料等近150篇。公开出版了《伊斯兰文化论丛》、《伊斯兰文化研究》两本论集，编辑了《第三届西安伊斯兰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此外，从1983年开始至今举行的12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中国伊斯兰教的内容也是研讨的主题之一，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也占相当的比重。从80年代举行的伊斯兰教学术会议相比，90年代的学术会议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讨论的主题更深刻，力度更大，涉及到中外伊斯兰教研究的各个领域，学术水平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大大促进了9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伊斯兰教的成果大面积丰收，学术水平较之8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填补空白的著述逐渐增多，伊斯兰文化系列丛书也纷纷面世……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金色秋天的收获季节。在90年代出版的上百部伊斯兰教研究著作中，有些著述普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人们的关注：如以伊斯兰教知识体系为核心，兼收与伊斯兰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学科知识，由世界伊斯兰教和中国伊斯兰教两大部分组成，收录3360个条目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史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以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为主线，系统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渊源关系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阐述从唐代至民国时期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伊斯兰教与西北地区社会安全关系，分析评估我国历代政权处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策略和实际效应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比较全面论述《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以及《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两种版本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等。“伊斯兰教百问”和“伊斯兰文化丛书系列”，对中外伊斯兰教知识作了普及性的介绍，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伊斯兰教专题性研究著作主要有：《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穆斯林人口》、《〈古兰经〉哲学思想》、《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中国清真寺综览》、《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国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新论》、《阿拉伯文化艺术》等多部，显示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开拓新领域的喜人景象。

对世界性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不断。纳忠的《阿拉伯通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专著；金宜久的《伊斯兰教史》、《当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对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作了全面的介绍与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近代伊斯兰思潮》等多角度的探讨了近现代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国的种种现象；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突出，现已出版的有《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近现代哲学》、《阿拉伯哲学》、《阿拉伯哲学史》等多种。

中国伊斯兰教地区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西北回族伊斯兰教》、《新疆伊斯兰教史》、《新疆回族伊斯兰教史略》等著作，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资料建设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对唐宋至1992年间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著译及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介绍，书中收入伊斯兰教古籍578部，参考书目160余部。《中国回族典籍丛书》收录明清之际主要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20多种，并全部用白话文译成，共计350万字。宁夏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整理出版回族伊斯兰教的古籍20余种和《伊斯兰》、《月华》等伊斯兰报刊的影印本。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也先后出版了回族伊斯兰教的古籍。

国外及台湾地区近年来也有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著作出版。美国学者杜磊1991年出版（英文）《中国穆斯林》一书，李普曼在1997年出版（英文）《中国西北穆斯林史》；近些年在国外举行的伊斯兰教学术会议中，也有不少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如1995年在荷兰举行的“苏非主义及其反对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有美国、法国、日本学者提交的“18世纪至19世纪的伊斯兰教与大清律”、“18—19世纪中国伊斯兰文学中的反神秘主义思想”、“19世纪中国新疆的伊斯兰改良主义与苏非主义”、“中国的宛哈比派‘伊赫瓦’苏非主义的反对者（1911—1949）”、“中国革命后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批评家”等文章。台湾自90年代以来，先后再版了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伊斯兰教概论》等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研究著述；并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之研究》，“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民族学内涵与意义”等著作和论文发表。说明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在更大的范围受到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90年代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已呈现出多领域开拓、多学科并进、多方位进展、多方面收获的特点，在国内外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当我们在此基础上走向21世纪的时候，有理由满怀信心的迎接新的挑战，取得新的成就。

20世纪的100年，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门学科从最初零散的个人行为和民间不稳定的以宣教为主的研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重人的学科体系，在各个方面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它的生命力也必将随着社会进步而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