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旭｜我与西安回族方言

书稿终于杀青了。
搞语言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务，尤其对于我一个并不一定很专业的语言爱好者来说，近乎30年了，感赞真主，终于总算完成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对自己、对我的母亲——西安回坊终于完成了一个夙愿性的交代。 记得还是风华正茂、恰同少年的时代，就对学界一些“回族没有语言文字”的颇不全面、科学的说法，从内心极不服气，然而，浅薄的阅历和有限的知识无力批驳，只好一腔的憋屈留在心里。随着知识和年龄的积累，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大选修《语言》课后，对民族语言、语言的发展过程、演变和其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在《外国文学》课上学习到伟大的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所说的：“我只是一个社会的书记官，我的责任就是客观实际地记录下我所见到和听到、感到的社会！”是啊，我难道不能记录下我的民族的语言，做一个民族语言的记录者？打从当年协助西北大学吴天慧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军虎调研《西安回族方言字汇》后，更加坚定了我积累回族语言的兴趣与信心。
我的毕业论文《西安回族方言历史与汉语特点初探》，得到阎景翰、吴天慧和蒲喜明等教授组成的论文评定组的肯定与好评，选为当年优秀毕业论文，经过张志公教授的再次审定，决定纳入西安电大《优秀毕业论文》准备出版，遗憾的是，由于那时印刷厂无法印出阿拉伯、波斯文，论文无法采用，因此主管出书的杨巨中老师把此不幸消息转告了我，杨老师还一直耿耿于怀多年，直到他不幸逝世前他还给许多朋友都表示遗憾。此事反而更加促进了我对西安回族语言研究与记录的决心。
我是1948年出生的人，先辈那种诙谐幽默，淳朴而智慧，十足的泥土味满含着沉重的老话在我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些对岁月艰辛磨砺的古朴言辞更是挥之不去地渗在了我的记忆中，那些绝对不是所谓一个“黑话”可以了得的。我深深地喜爱我的民族，也吸吮着她的语言，就此探索着她……
这些语言随着大量现代词语涌入、岁月变换更迭、时代的变迁转化，许多正在消失，眼看着一些非常优美、寓意深刻的词语后辈们几乎都不知道，不明白，甚至没听说过。难道这些老话要丢失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吗？我深切地感到有义务把这些正在淡化甚至灭绝的语言，记载着我们先辈智慧和艰难的老话记录下来，让后辈和研究者多了解一些先辈的依据资料，多了解一些我们先辈语言的历史，于是我开始了痴心不改、艰苦与欢乐并存的日日夜夜。
近30年来，我身边始终不离笔和纸，随时准备记录下想起和听到的词汇。因为当你有意识进行田野调查时对方往往记忆不起所说的老话、俏皮话，只有在平时对话中无意识自然流露出来。有很多词语一闪即逝，必须立即马上记下来，不然就像刚刚到手的宝玉随机滑落波涛滚滚的汪洋之中，极难寻找！记得我好多时候由于手边没有纸笔，一个非常熟悉的词语没有记下来，回头再苦苦寻思极难追忆起，于是非常痛苦。有时听到一个词汇，或者突然想起一个许久寻寻觅觅的词语，那种欣喜若狂，犹如酷暑干渴难耐时突然碰见一杯甘甜渗凉的蜜糖水，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那种甜美又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回族方言里有许多是外来语，当经过长时间询问、研究、调查，突然发现了其来源，那种由衷的高兴、自豪的的确确难以言表。例如西安回族经常把“腿”称为“戳刚”，好长时间不得其解，该词到底是阿拉伯语、突厥语、还是波斯语？请教好多学者、阿訇均肯定是波斯语，但到底原义何在，不得要领，有些阿訇从字音会斩钉截铁地认为是波斯语，又说绝对不是汉语的“腿”，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和腿有关联的波斯语词，经过引申演变的，可到底是什么呢？两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师说，“依稀记得是波斯语里的‘马’字”，马也是步行的替代者，可以引申为“腿”，我非常兴奋，“戳刚”终于有了着落，可是当再次请求这位老师拿出依据，以便落实时，却不得了了，好生失落，一年后经多方周折订购得一本《波斯语汉语词典》，如获至宝。经仔细多日学习与查找，终于在该词典中查到چوگان 一词（发音近似西安回族方言的“戳刚”[pfhɤ53kaŋ21]）该词典汉语解释：“چوگان（上端弯曲的）手杖”，心中一亮，如同中国老人手拄的拐杖的“戳刚”چوگان 落实了，有病行走不便或老年时拐杖几乎成了又一条腿，西安回族人看见有人拄拐杖，常说：“大哥，人不行了，咋可把‘腿’拉上咧？”久而波斯语 چوگان 演化隐喻替代为指人腿部的专用词。终于得到了该词语演化的确切解释，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如释重负，感觉甜丝丝的。
有时睡梦中想起一个词语，无论冬天夏日，翻身爬起记小条于小本上，丝毫不敢怠慢偷懒，生怕忘却失落。然后窃窃自乐又躺下睡去，那种喜悦与满足，苦思和煎熬，伴随着我一路走来。这还要感谢我亡故30多年的老父亲，是他老人家教导我的这个好习惯，祈求安拉赐福他宽恩与恩典，他当年的《伊斯兰广播讲座》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2003年我因病辞去公职。病退后的2007年，二姐和外甥无私地为我提供了一台“联想”电脑和桌椅，我得以把以往收集的资料输入电脑。使我的工作有了现代化的进展，我在方言整理中学会了打字，在不断艰难地敲击键盘中，我又一步步学会了许多电脑知识；后来金二哥得知我的方言工作，为我买了一台“夏普”打印机；后来我又结识了孙立新教授，杨占武教授，他们无私地为我提供许多语言资料和电脑软件，使《西安回族方言》得以步入正轨。
伴随着指尖在键盘上笨拙的跳跃，伴随着打印机一页页K4呲呲的吞吐，无论冬夏寒暑、风雪雨露、疼痛压郁，而《西安回族方言》给予了温暖和力量，欣慰和欢乐。
回族方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绮丽多彩的瑰宝，西安回族方言是西北方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仅有区域方言的特色，而且有民族语言的特色，这里就包括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等的特质。
历史上回回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以伊斯兰信仰为纽带、以中华大地为基础大融合大交流形成的民族，她不仅容纳了中华大地原有的维吾尔、哈萨克斯等民族，还有汉唐以来到中华的大批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外来民族，继而吸收了信仰伊斯兰的汉、满、蒙多个民族，因而她的语言中不仅以汉语词汇为基础，还包含有阿拉伯、波斯、突厥语，甚至藏、满、蒙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
由于伊斯兰信仰的影响和经堂教育的影响，回族语言里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的词汇占相当大一部分，比如：穆民、邦布达、撇神、底盖尔、啥目、胡夫但、哈玩尼、哈顽的、伊玛目、满啦、安劳乎、真主、阿訇、蜜卡哈、清廉计较、野帖，等等，这些词语的继承、运用、引申，乃至演变发展，处处都显示出这个民族的价值观，民族波澜起伏的繁衍历程和艰苦卓绝的曲折历史。
由于历史原因，回族语言中保留了大量近代汉语词汇，尤其是明清语言，这些词语在明清小说中俯拾皆是。反言之，明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等宋元词话里面许多俚语方言又佐证了西安回族方言的来龙去脉，在继承这些汉语词汇时，西安回族又有所引申、演化、发展。
说到西安回族方言，不能不提到经堂教育和经堂语对回族的影响。回族经过最为轰轰烈烈的岁月，在元代以后，由于多个民族的合成，其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突厥民族（维、蒙、满）逐渐扬弃原民族语言，共同选择了汉语作为交际工具，但同时又淡泊了对《古兰经》文字的深刻理解，甚至到了“只知其文，不解其理”的程度，伊斯兰信仰在这个汉化群体里频临信仰危机。
于是元末明初，伟大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家胡登州（公元1522～1597年）为振兴伊斯兰，集大成地创建了经堂教育。经堂语是一种讲解伊斯兰教经典语言的系统，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道地的口语，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口语。这种语言随着伊斯兰经典的汉语解释直接影响、渗透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群体的各个角落，从他的念、礼、斋、课、朝（穆斯林的五样功课）到吃、喝、拉、撒、睡无处不有。本书不可避免地搜集了一些经堂语词汇，经堂语词汇是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指运用汉语语法规则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不同词汇或词组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汉语表达形式。在清真寺经堂内向学生讲授伊斯兰教经典时所使用，讲授时选用当时的汉语直译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籍的原意，而在表述时又夹叙、穿插大量的阿、波语词汇，逐步自成体系，形成一些由阿、波语向汉语过渡的汉、阿、波合璧的专门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