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渊｜《徐霞客游记》中的云南回民

一、在昆明受到寻甸回民的招待
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豚也。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军兴旁午，独运援黔之饷，久而无匮，以劳卒于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是晚篝灯论文，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遂把盏深夜。恭先别去，余遂留宿其斋中。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此间其红梅，白者不植）。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然叶满枝头，转觉翠羽太多多耳。
在渊按：综合《滇游日记四》前后文来看，徐霞客在昆明的寓所在今顺城附近，今天顺城也是昆明回民主要的居住区。徐霞客和寻甸回民马云客的结识，是他的朋友周恭先的介绍。马云客非常好客不但请徐霞客吃饭，而且留徐霞客在家过夜。在马云客家吃的饭，可能是徐霞客在云南吃的第一顿清真饭，所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食物很精致清洁，因为是教门之家，只吃牛肉，不用猪肉。“教门”一词可见在明代已经普遍成为回教的特称。马云客的父亲的做官经历可以看出明代一般回民知识分子的仕途生涯。马云客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多有文人墨客的气息，写文集，养梅花，颇有情趣。

二、在大理南门清真寺看大理石
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㡶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暗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
十九日 早过吕寓，二君留余饭。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槛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
二十日 余仍入清真寺，观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无花，白纹黑质，尚未能如张顺宁所寄之者奇也。
在渊按：徐霞客是个爱石如痴的人。到了大理，首先就要看名震天下的大理石。他听说崇圣寺和南门清真寺所藏的大理石画面，是目前所存的年代最为古老的大理石画面，于是先去了崇圣寺看大理石画面，赞不绝口。之后要去看南门清真寺的一块有枯枝梅花画面的大理石。他对南门清真寺交待的很清楚，在南门内，寺门朝东面向南门内大街，是姓沙的回民创建的，被称为“回回堂”，大殿廊前和窗户前都是大理石铺就的。第一次没找到梅花大理石，第二次再去找到了，但是觉得并不怎么出奇。这或许是大理南门清真寺最早的一笔记录。徐霞客所去的南门清真寺和今天大理的南门清真寺不是一回事。徐霞客去过的南门清真寺在杜文秀起义失败以后被作为“叛产”充公，改作城隍庙，之后给回民另批了一小块地异地重建清真寺，但是规模无法和老寺比。这个老寺的礼拜大殿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成为城隍庙的主殿，我曾在去年专门考察过。所见和刘致平先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中的记载一样，确实是明代的遗物。
刘致平先生在1960年代亲自考察过大理南门清真寺，留下如下文字：
明代大木构架在伊斯兰教建筑中是很难得的，但今得之于大理。大理在云南仅次于昆明的重要城镇。明清时更是回民聚居的所在。清咸丰年间，杜文秀即据大理起义，修建了元帅府及大清真寺。起义失败后，府、寺全毁。今日尚余四、五座通寺院，多为道光及民国时建筑，但最古老、最壮丽的一所则是老南门寺。它的大殿仍是明代建筑，至为难得。不过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此寺被改为城隍庙。(也是因为有人贪污寺产而将寺改为城隍庙的)。现在该大殿前廊部分的斗拱、斗底向内“顄”，“麻叶头”弯曲也不太甚，很可能仍然是明代的做法，而清代予以修整。斗拱上的彩画则是清代重绘的。大殿前部特别低矮，进殿内则突然“彻上露明”，举架高大，予人以意外强烈的壮丽感觉。
大殿内部梁架最可注意的是：一坡度平缓；二屋面几乎成一直线，无举折，显然仍是明代的作风。特别是柁墩这是云南地方的特有形制，而“生起”在云南尤其是迤西都是很大的，此殿也不例外。在稍尽间的檩上用很高的枕头木垫起，屋角起翘很高(约达16尺是国内少见的)，所以屋面的凹度很大。云南迤西的住宅建筑“生起”也很大。大殿内部梁架甚是整齐直壮。因改作城隍庙后烟火很盛，已经将梁面熏黑。因木料年代久远，所以裂缝及糟朽之处很多。屋面用筒板瓦(望板也用板瓦)、琉璃脊，两山用琉璃砖砌成山花。大殿山墙是乱石砌成，外涂白灰，在檐墙头并施彩画，是当地常用的装饰手法。在大殿左右，有讲堂各四间硬山，可能是明末清初的建筑。
在正面当二门处原有一四方三层楼高的高大邦克楼式建筑，已毁。在邦克楼前为外院，有石坊大门等物，已非原状。大门外已无原有照壁等建筑。总的看来，此寺不愧为明代的大寺。它的布局很完整，并且已使用我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布置及建筑结构，可见明代已是伊斯兰教建筑完全民族化的时期了。关于此寺的文献记载有民国三年《大理县志稿》转载《徐霞客游记》一段。“徐霞客滇游日记(崇祯己卯三月十九日)，至……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槛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古梅之石……。
现在大殿下台基尚余大理石陛沿及圭脚，圭脚雕刻也纯是明代作风。束腰甚高，其间大理石装板全已无存。所谓“如列画满堂”的气概，完全不见。不过大理石圭脚雕刻，在建筑上亦精美可观。

三、去保山路上看见清真寺
二里余，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峡来，东注而入银龙江峡口，即花桥之水也。度桥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
在渊按：徐霞客由大理往保山路经永平，在花桥附近看见清真寺，想必该寺规模宏大，如果是小寺，不值得留意和记录。怀疑是今曲硐清真寺。

四、保山的回民世家
在渊按：徐霞客游保山，在保山结交的士大夫几乎都是回民，尤其以闪氏家族势力最为雄厚，是地方领袖。徐霞客在保山几乎日日与这些回民士大夫游玩，对他们的生活描写也极为详细，篇幅较多。正因为着色很多，从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回民士大夫已经在教门操守上很淡化，几乎和汉族士绅一样，甚至墓葬形式也是汉族，唯独保留饮食禁忌。更有意思的是，马姓回民在山中构建庵堂修行，已经倾向于佛道信仰。因篇幅较大，现摘取部分有特色的片段欣赏：
二十五日……下午，刘北有以牛肉斗米馈，（刘、闪、马俱教门，不食猪而食牛。）刘以素肴四品馈。
刘、闪、马都是地方回民望族，相互通婚。徐霞客结交的闪知愿为闪仲侗，其父闪太翁是闪继迪，闪仲侗的兄长闪仲俨官至翰林，是闪太翁的长子，俞禹锡、马元中是闪继迪的女婿。据考察有明一代闪氏家族出了11位举人，1位进士，6位贡生。可以说在汉族社会中也是罕见的望族。
光绪《永昌府志》记载：
闪继迪，明万历十三年举人。
闪继迪字允修，保山人。万历乙酉举人，任吏部司务。天性笃孝，家法严正。生平喜奖掖人，不喜人谀。漕涧贼临城，建议主剿，施甸激变，建议主抚，皆中机宜。乡人立祠报德。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御祭。著有《羽岑围秋》与《吴越游草》诸集。
闪仲俨，生卒年不详，明天启五年进士，三甲十五名。
闪仲俨，字人望，继迪子。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郎。与枚卜初官庶常时忤魏珰，矫旨削籍。荘烈帝召为纂修日讲官，两典文衡，未竟其用而卒。弟仲侗，亲疾尝粪。中天启丁卯解元。
举人：
闪镗，明正德十一年举人。
闪镗，字大声，金齿卫人。磊落尚义。为诸生时，人有窃其二马者，知其人不发也。中正德丙子举人。任丰都知县。居家不治产业。事亲以孝闻。
闪揆，明嘉靖十九年举人。
闪英灵，明嘉靖二十八年举人。
闪继达，明万历二十二年举人。
闪继皋，明万历二十二年举人。
闪继才，明万历二十二年举人。
闪仲杰，明天启元年举人。
闪仲侗，明天启七年举人。
闪仲仪，明天启七年第三名举人。
闪继诗，明崇祯六年举人。
贡生：闪应雷、闪士奇、闪昌、闪昌会、闪昌嗣、闪仲伦。
从上面看，闪家人简直闪闪发光，闪上天了。厉害了，闪家人。
闪家家大业大。徐霞客在的时候正在建造祭祀闪继迪的太翁祠。龙泉门外一里许有闪家花园，是“永昌八大花园”之一。当时还称马园是马玉麓的产业，后出售给闪家。园中陂池层汇，池满芰荷，原有“诸榭”及东岸旧亭，闪仲俨购得后建新亭于池南，多次邀请徐霞客开宴新亭。闪继迪的墓在东哀牢山，哀牢山南部有管理闪家山水、墓葬的“闪庄”、闪太翁墓、闪太史夫人马氏冢。游记对闪家三地景物的种种描写，至今令人浮想联翩。

方国瑜主编《保山县志》评价闪家：“永郡闪氏，世奉伊斯兰教，而其行谊，崇儒术，倡佛法，不拘于私门，然亦不碍于其教也。明季闪氏科第相望，而继迪父子为乡人所重，其在朝廷凛节，乡党泽惠，一家孝友和穆，可为世法矣。”
除了闪家，还有马家，也是徐霞客浓墨重彩所写的部分。马家据考是赛典赤后代。明嘉靖二十五年的举人马继龙就是保山马家，徐霞客结交的马氏兄弟当为马继龙的后裔族人，马注应该也是和他们这个家族。但马家人虽为圣裔，但仿佛对佛道更感兴趣。
徐霞客在玛瑙山中受到马元中的兄长马元康的招待。并和元康下棋，称元康是“此中巨擘”。元康的叔叔马玉麓和马太麓相继入山修道。
“（马）玉麓构阁青莲，在石之阿，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继栖迟”。（见《徐霞客游记》11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徐霞客去山中见马太麓，马氏在山中修道，并建构庵堂和佛像。
“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携酒授餐，遂不及览崖间诸胜。太麓年高有道气。二子：长读书郡城（元真）；次遂侍山中（元亮）”
“昔玉麓构殿三楹在顶，塑佛未竟，只有空梁落燕泥也”（见《徐霞客游记》11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保山回民士大夫也喜欢扶乩占卜：
“禹锡邀饭，出其岳闪太翁降乩语相示”（见《徐霞客游记》115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种现象并非云南保山独有，从中可以看到明季回民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和心理状态。回教作为外来宗教，宗教语言的障碍和传播方式的狭隘，造成了深受儒释道文化熏染的回民知识分子无法亲近，转而倾向门槛更低、文化渗透更深、传播方式更为灵活自由的其他宗教。所以明末清初王岱舆、张中、刘介廉等人的出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目的是将天方之学汉译之，给回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去看。可见当时的危急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