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从今天早上走了”,当从维熙先生的好友、传记作家李辉10月29日晨在微信群里通报这一消息时,大家都觉得震惊与伤感。2018年《从维熙文集》出版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朗诵诗歌、用美声高歌一曲,2019年也曾出席过公开活动,身体状况看上去不错,不像是86岁的老人,也许这是因为大家愿意记得的,永远是那位爱喝酒、爱唱歌的“强壮”的从维熙。
从维熙的名字,长久地停留在中学时代的记忆里。这个名字像块石碑,遥远而又坚固——产生这样的印象,是他的作品与文字的缘故。前些年忽然觉得自己离这位文学前辈很近,是因为聚会的酒桌上,时常出现从维熙赠送的来自他家乡河北玉田的酒。酒都是李辉带来,每次都会说“这是老从送的酒”,酒是坛装的,每坛两公斤,每次都会被喝光。喝多了“老从的酒”,便惦念着什么时候能敬他一杯,感谢这几年的赠酒之情。
2018年6月6日晚,是我们几个好友运营的“六根”公号开通四周年聚会,从维熙来了。网上他的生辰,只有年份显示是1933年,没有具体到几月几日,但那天有人给他准备了蛋糕,所以极有可能从维熙的生日是6月6日或者前后某天。现在回看那晚聚会的照片,发现他虽然满头白头,但精神良好,还握刀为众人进行了切蛋糕“剪彩”。那晚的从维熙有没有喝酒不记得了,但清楚地记得他高歌了一曲,用美声,这已经是他在聚会中的保留节目。
2019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次聚会,从维熙再次出席,欢声笑语中他的兴致也颇不错。从当晚的合影看,拍照时他还与我们一起端起了酒杯,可能是端起又放下了没有喝,但曾经好酒之人的洒脱之气还是在的。有关从维熙喝酒,流传着这样一件轶事:1985年的时候,从维熙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遭遇到了有“酒鬼”之称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两人从小杯喝到大杯,之后水上勉喝一杯从维熙喝三杯,直到把水上勉喝得甘拜下风、心服口服。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作家从维熙是征服东瀛的酒魔”,从维熙看到之后比发表了一部小说还高兴。
2019年5月,第三次见到从维熙,是在画家罗雪村的画展上,从维熙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参观。在画展上,他遇到许多老朋友与新朋友,虽然话说得不多,但大家对他的尊重与关心,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在这次画展上,从维熙透露给李辉一个信息,他想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李辉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李辉把手稿转交给巴金故居负责人,并请对方做一个精装本,当这本书的封面已经面世,新书将要印制出来的时候,从维熙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新书,这是个遗憾。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写作与发表,开创了新时期文学一个新的题材区域,也为从维熙带来了“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1979年第2期,按照从维熙的描述,《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在《收获》杂志创始人之一巴金的坚持之下,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位置发表出来的。《收获》杂志还发表过从维熙屡遭退稿的《远去的白帆》,后来这部小说以接近全票,获得了1984年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巴金对从维熙的赏识,源自两位都是爱讲真话的人,从维熙的创作,从来都是属于“硬骨头”式的,晚年也是如此。
从维熙去世后,有许多的报道与纪念文章,也有他此前的一些文章被传播,其中有一篇是从维熙回忆1963年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参加劳改时与潘汉年的交集:在河沟对岸,从维熙时常见到一位垂钓老者,凭借模糊的面相以及身影,从维熙觉得老者是潘汉年,他向农场办公室的人询问,得到的答案虽然似是而非,但更加确定了潘汉年的身份,从此他时常与垂钓老者隔河招手或者偶尔相视一笑。文章当中,有一段十分令人动心的描写——出于对潘汉年的敬仰,从维熙做了一个被他认为“十分出格”的行动:
“那是夏日采摘蜜桃的日子,组里成员都装运桃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房,负责过秤等待汽车来拉走桃筐。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那位钓鱼老者正在树下发呆。这时我突发奇想,让那位比我心灵还要苦涩的前辈,也尝尝生活的甘甜。我从桃筐里遴选了两个熟透了的桃,先是想给他扔过去,但怕损伤了蜜桃的形状。想来想去,忽然计上心头,我从值班室找来一个塑料盒子,再把两个桃放进盒子——我想如同放河灯那般,让两个寿桃漂浮到小河对岸。”
然而对岸老者的反应却是,“似乎看穿了我的用心,先是对我连连晃动他头上的草帽,然后便夹起钓鱼竿匆匆离开了河沟对岸。”这样一个简单的情节描写,充满了书生意气与文人式的表达,有着孩子气的天真,但读了之后却心受震动,让人有想流泪的冲动。一河之隔,让两位大文人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条河之大、之冰冷,真是让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从24岁到44岁,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段中,从维熙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都被他写进了小说与纪实文学当中。这些文字灵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通过一双勤奋的手,从维熙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了解过去的窗口。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从维熙,他的不畏苦难,他的豪爽性情,以及晚年时还经常的歌之咏之,何尝不是在表达一种生命态度,如果中国也有“硬汉派”作家的说法,从维熙当算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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