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林｜怀念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原教务长杨永昌

杨永昌与马贤

我是读着《漫谈清真寺》，开始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这部书的作者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原教务长杨永昌先生。他是早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人员，他是早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师之一，他是我敬重的穆斯林学者，老师，同事和兄长。

1982年初我从大学校门走进一直向往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开始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杨老师是我在这里最早熟识的老师之一。不是因为他健谈，也不是因为他是伊协的老同志，是他的《漫谈清真寺》打动了我，使我十分关注这位作者——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

在那个年代，宗教书籍十分短缺，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更是少之又少，能看到一部关于我国清真寺建筑历史和建筑风格的专著，真的令我万分的兴奋。更让我高兴的是这部书的作者竟然是我的同事和朝夕相处的老师！据说，《漫谈清真寺》一书曾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教材。它从我国清真寺名称的由来，进而考证我国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和建筑风格。它还谈到我国寺院掌教制度的由来和发展，并从北京牛街礼拜寺的历史文献中找到掌教制度的发展趋势，还探讨了西北地区门宦制度对当地穆斯林的影响。

这部不太大型的专著对文革后的伊斯兰教研究工作可谓是雪中送炭，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杨老师对此却是非常谦虚，对我们这些初识清真寺文化的后生总是有问必答。

一、他是一位对中国伊斯兰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

杨永昌老师还曾与云南穆斯林学者马继祖共同为《经学系谱》标点，并整理成书，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最全备的第一手资料，它记录了从经堂教育的倡兴者胡登州一直到作者赵灿同辈共七代经师近二百年间的传承谱系，内容详实丰富，全面展现了经堂教育的发展脉络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状况，是珍贵的古籍文献。至今这部著作仍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我国伊斯兰教历史和经学教育历史的绝好教材。

记得杨老师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或者是一些纸条，遇到问题就记录在本子上。当时经学院刚刚恢复招生和教学，停办了近20年的经学院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杨老师以他多年的教育和研究经验参与制定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工作中。繁忙的工作之余还经常找同学谈心，了解刚入学的学生思想和生活情况。此间他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举办的西北五省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就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和特点做过详尽的分析。

二、他是一位热爱伊斯兰教事业，对工作，对他人都十分热情的人

杨老师对教学和研究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他还以一个伊斯兰教工作者的身份关注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国外的伊斯兰教组织曾动议向我会捐赠一个饭店，为此协会抽调各部门同志组成饭店筹建小组，杨老师是副组长，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为了促成这个工作，他废寝忘食，到处查找资料，到处联系设计单位，那时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他不顾自己的年龄，每天奔波在大街上，一会参与选址，一会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工作热情高涨，大家说他是坐不下，闲不住的人。他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得抓紧，抓紧，再抓紧。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他对同志确实是春天般的温暖，我有幸和杨老师做邻居，那时刚成家不久，缺少生活经验，中午来不及做饭，经常被他拉到家里吃饭。当时在校的经学院学生大概都得到过杨老师的关心和照顾。

三、他是爱国爱教的榜样

杨老师早年就参加了北京的回族文化工作，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工作委员会名单里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他还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个朝觐团的成员，他与马松亭大阿訇，与安士伟大阿訇都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我在马松老身边工作期间，杨老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鼓励我为马老做好服务，从马老那里多多汲取伊斯兰教知识，多多整理他的历史和经历，他跟我说，马松老是当代伊斯兰教界的骄傲，是位杰出的宗教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央19号文件下发后，我们欢欣鼓舞，备受期待，在每周的学习会上杨老师的发言既有历史教训，又有对未来伊斯兰教育的展望。他感谢党的宗教政策，总是鼓励同学们珍惜学习时间，做一名新时期政府和群众需要的合格的阿訇！

杨老师以他对党的宗教政策的理解和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感受忘我工作几十年，他从不向组织要照顾，要待遇，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成绩和荣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杨老师和老一代伊斯兰教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对宗教工作的热爱，对宗教政策的完整理解，学习他们对穆斯林群众的尊重和爱护，学习他们在工作中的忘我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习他们善于学习，肯于钻研的学习态度。把伊斯兰教工作，把伊斯兰教事业搞好，把伊斯兰学术研究搞好！